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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小微金融手册-小企业金融丛书》: 以社区为基础的提供者

作者:admin 文章来源:未知 2018-08-04 08:16

  2012年全球金融普惠性(Global Findex)数据库报告指出:“以社区为基础的储蓄方法,例如储蓄俱乐部,被广泛运用在部分地区,尤其常见的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这些过去12个月报告过储蓄活动的人中,48%的人报告使用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储蓄方法”。其中,34%报告只用过社区储蓄俱乐部来存钱。敬请阅读。

  文/乔安娜·莱杰伍德、朱莉·阿恩、坎迪斯·尼尔森;译/白海峰、游春、黄文礼

  “有许多方法可以让小额储蓄转变为大量的钱(即主要货币),这也是穷人的理财任务。其中大量的由非正式部门完成”(Rutherford,2009)。人们经常从朋友或者亲戚那里借进或借出钱,来使现金流更顺畅,抓住好的时机,为人生大事做准备活动,或者应急。以相互帮助或者以储蓄和信贷为目的的非正式团体,也很常见。2012年全球金融普惠性(GlobalFindex)数据库报告指出:“以社区为基础的储蓄方法,例如储蓄俱乐部,被广泛运用在部分地区,尤其常见的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这些过去12个月报告过储蓄活动的人中,48%的人报告使用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储蓄方法”。其中,34%报告只用过社区储蓄俱乐部来存钱(也就是说,没有其他正式账户)(Demirguc-Kuntand Klapper,2012)。

  非正式的金融服务往往灵活、方便,且接近穷人生活的地方。然而,亟须用钱的人却不能总是得到所需的数目。正如在第一章讨论过的,非正式的金融服务提供者被称为以社区为基础的提供者(见图6.1)。

  以社区为基础的提供者提供灵活的服务,来适应非确定的现金流并提供可以鼓励常规储蓄和贷款偿付的准则。以社区为基础的提供者的最大好处是可达性,其接近度和产品特征(如最小行政方法、无担保物要求、低交易费、灵活的期限)共同决定了它非常适用于穷人。然而,它也有不利因素,即有限的产品供应和潜在的不可靠性。比起公立机构的提供者(第七章我们将讨论),无论是否由于腐败,缺少纪律约束,或者各种冲击(如自然灾害或者坏的收成)以社区为基础的提供者更容易遭遇崩溃和欺诈。借钱人不得不依赖他人或过度负债时,从朋友或者家人那儿借钱变成很不体面的事情(Ruth-ven,2002)。

  非正式的或者以社区为基础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可以宽泛地分为两类:本地提供者和服务商。

  对于个人或者团体来说,本地提供者来自社区本身,且没有受过额外的教育和训练。个人提供者(例如放款人)通常根据他们自己的资本提供基本的信用服务。作为当地居民,他们提供方便快捷的回应。而本地团体不一样,他们通常的目标是将金额以少聚多,服务于不同的团队类型。互助协会将成员贡献的金额集合成应急资金形成轮转基金,资金(通常是特别类型的轮转基金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association,ROSCA)再将钱给成员轮流循环使用,开支,比如葬礼)。团队成员制定规则去管理这个团队。

  服务商提供者是可以接受通常是由非政府组织(NGOs)或者政府提供额外培训和帮助来促进和实施存贷过程的团体(不是个人)。多年来有很多形式的服务商团体被介绍,但可能最大的、最著名的是印度自助团体(SHGs)。大多数服务商组织遵循一系列规则,来帮助储蓄人定期存储,以累积资金产生贷款。有些操作仅仅在社区范围内;另外一些是联邦内的,服务商从银行借钱再贷给自己的成员,并承担金融服务以外的其他发展活动。不考虑他们的多样性,服务商团体服务于那些通常接触不到金融服务的人。他们和外部的服务商(通常有时间限制)有关系,这样可以引进系统的有具体步骤的方法或模型,来指导他们的金融活动。

  个人本地提供者包括放款人、收款人、非正式的交易员、典当商、店主和非正式汇款服务供应商。一些交易员、加工者和投入品供应商也可以进行非正式的操作,而其他提供者在本质上则更加正式(这里我们将在第七章来讨论)。本地团体,包括轮转基金、累积储蓄信用协会(ASCAs)和丧葬协会。表6.1总结了它们的主要特征。

  在所有经济处于发展中的地区,家人和朋友是最常见的非正式环节的金融服务提供者,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那里29%的成年人称家人和朋友是他们唯一贷款的来源(Demirguc-Kunt and Klapper,2012)。除了个人关系,以社区为基础的个人提供者是常见的,而且也可分为有执照的提供者或者完全非正式的。

  作为当地社区的一部分,放款人不只是简单地接触借款人,通常还涉及个人关系来评估借钱人的还款能力。这些因素可以让客户的本地交易更快速便捷。然而,放款人要求的偿还代价可以变得十分昂贵。举个例子,很多国家放款人都是采用标准的“5/6贷款”。也就是说,每五个单位的钱被借出,需要偿还六个单位。这意味着周期性的(日/周/月)利率超过20%(Helms,2006)。可个人常常愿意付更高的价格来更快更方便地换取现金,特别是遇到没有选择的紧急情况时。

  典当商通常被认为可在短期内提供大量的小额贷款。与大多数放款人相比较,典当商在放款时需要实际占有抵押物。在一些国家这个过程已变得更规范,有规则、标准并需要注册,贷款额通常显著小于抵押品担保额。经过必要的处理、估值和抵押品存储,典当商的交易成本可能看起来比小额借贷的数额还高。然而这些一部分交易成本被部分抵消,因为典当商没有花时间去评估借款人或者监督贷款(Skully,1994)。贷款被严格根据抵押品的抵押额制定,这样可以通过出售抵押品来抵销贷款额(大多数典当商需要经营零售店来销售未被赎回的商品)。

  存款收集人,又称金钱守护者,也就是来收集或者办理存储的人,在发展中地区是很常见的。他们提供一个便捷的方法将储户们的现金安全地放到别的地方,这一过程不需要花金钱和时间。存款收集人上门拜访他的客户或者招徕了生意,以收集事先定好的钱数(以日或周为单位),当然他们通常希望客户会来找他们(见专栏6.1).收款是周期性的,之后定期返还时要扣除一定的手续费。需要收的费用有按存款百分比,或按每笔收取固定收费率。调研发现,收的费额和直接或者间接地存在银行或者在固定资产上总的花费相近(Ashraf, Karlan,Yin,2006)。客户使用储蓄收集人的理由有很多,包括方便、缺乏联系或者文化限制。储蓄收集人提供方法来积累存款,提供安全和秩序。然而储蓄收集人的储蓄不是没有风险的,客户可能无法获得所需资金或者收集人携款潜逃的时候。

  店主有时会帮助保存客户不想放在家里的钱;他们也经常为信用记录良好的客户提供授信赊账,而且为他们延长付款期限。

  特别是在依赖农业的农村地区,生意伙伴可能是农夫非正式信贷的重要资源。例如,授信范围可能被拓展为向生意伙伴购买原材料,并承诺将生产出的产品回卖给生意伙伴。

  加纳有大量从事私营金融服务的民间储蓄商——SuSu商,他们挨家挨户收集存款并赚取费用,通常针对女性商贩和小微业主。每个SuSu商有平均150-200个客户,在村民家里按天或按周收集储蓄。SuSu俱乐部是这个存款收集系统的变体。成员每周指定时间去指定地点,向SuSu商存钱,后者以团体形式为更广大的受众提供金融服务。

  当信用和储蓄是最普通的、在非正式环节中与个人提供者相关的服务时,转账提供者(专门从事个人转账的人)提供快捷、通常安全、节省开支的方法进行国内或国外的现金转账。各种非正式的资金转移系统在结构和复杂性上有很大差异。手持现金是最基本的系统,通常当亲朋好友是经常回家的移民,特别是对季节性或者周期性的移民来说很常见。在国际上,现金是通过快递员这样的物理方式转移的;在国内,现金是通过汽车公司或者出租车司机转移的(Isern,Deshpande,VanDoom,2005)。很多寄送者和接受者更喜欢非正式的传递机制,因为后者更稳妥且更少涉及非文书工作。他们也更加易获取,特别是对那些在递送国没有身份证明的人来说,而且这种方式更值得信赖因为还牵涉到个人关系在其中 (见专栏6.2)。

  世界上还存在着更多不同名称的复杂的非正式系统,包括hundi(南亚),feichen(中国),hui kwan(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padala(菲律宾),phei kwan(泰国)和hawala(中东)。为了应对货物的转移,很多这样的系统发展为贸易融资和针对货物运输的转账机制,比如在一些非洲矿物出口国家(如安哥拉)。

  在大中东地区的Hawala系统极具代表性地阐明了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通常,一个移民需要在他工作和生活的国家付款给经纪人(hawaladar),然后经纪人提供一个验证代码来授权这个转账交易。

  转账过后,hawaladars通过现金或者货物和服务支付来结算。他们通过收取转账费来获利。Hawaladars经常依据不同货币的需求变动来为顾客提供比银行更好的汇率(大多数交易仅用授权的汇价)。很多hawaladars也涉足必须转账的交易,例如商品贸易,转账服务很适用于他们的活动。汇款和业务转账通过同一个银行账户来处理,产生较少甚至没有额外的操作费用。

  在非正式部门的个人提供者提供在社区内运作种种优势,包括易获得性、便利性、小额交易和熟悉性。他们提供直接的存取款服务,所有交易常常在村里仅凭个人就可完成。这些使得交易成本相对较低,尽管服务费相对较高。当个人提供者常常是唯一的可选项时,穷人被迫接受他们的价钱和风险,包括盗窃和欺诈。尽管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它们正在发生,与非法活动有染也是个风险。非正式的提供者要求最低程度的身份说明,理论上讲这是不合规的。

  拥有会员的社区团体在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务上被证明十分有效,特别是在没有充足基础设施、低存储和还款能力的偏远或者城市的贫民区。他们使会员之间能相互鼓励储蓄并明智地理财并提供一张经济安全网以保护他们免于陷入突发的困境。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推进储蓄制度,构建社会资本,增加资产,减少家庭面对金融和其他冲击的脆弱性。

  穷人发现这些团体可以轻易接触到,,因为他们都在当地,而且准入阻碍较小。成员们熟知彼此,可以尝试相互依赖,从而一起达到他们共同的金融目标。以社区为基础的金融团体的共同目标是得到大笔的钱,无论是通过储蓄还是借款,并且通过嵌入的社会关系来强化还款机制。一些团体建立社会基金在危机时帮助成员。这种一起管理基金并使用集体力量既帮助家庭融资又帮助有需求的朋友的经历使团体内部很团结。这正是为什么人们在已获得正式的金融服务以后维持他们在以社区为基础的团体里的会员身份。

  这里有三个重要的本地团体类型,轮转基金(ROSCAs),积累储蓄和信贷协会(ASCAs)和非正式的小微保险(microinsurers)。

  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轮转基金,并有许多当地熟知的名字:merrygo-rounds(肯尼亚),tandas(墨西哥),tontines(西非),chit fund (印度),kibati(坦桑尼亚),stockvel(南非)和esusu(尼日利亚)。轮转基金是金融中介中最简单的形式:一些人成立一个团体,然后对定期支付约定的钱数。

  在每次会面(或者会合)中,筹集资金,然后每次轮转都会把钱给予其中的一个成员。当最后一个成员收到了一次性付款,团体可以选择开始新的循环或者解散。

  轮转基金在很多国家非常常见,因为它很容易形成和管理。印度的金融管理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估计,注册的轮转基金占借贷给优先行业的资金总数的10%-50%;非注册的轮转基金市场的规模可能有注册的轮转基金市场的15倍之多(Linder,2010)。

  轮转基金被构建为完全由团体成员监督的金融服务,因为每次碰面时成员贡献出的钱数都相同时,所以当轮到自己接受基金时,每人都会得到相同的钱。交易只在定期碰面的情况下进行(通常是每月的),而且通常所有成员都在场。另外,因为团体没有保留钱,常常不需要记录(而不是名单上的某个人在当时接受资金),不需要看护资金。这个系统进一步降低了成员的风险,因为它受时间限制,通常不会超过一年。这样缓和了成员需过早抽走资金和停止贡献的潜在损失。这些特征让系统更加透明、灵活、简易。提供了适应于受教率低的贫困社区的金融服务。与此同时,很多有钱人同样加入了轮转基金,不仅为特别的目标而储蓄,而且利用了发展中的社会资本。尽管轮转基金通常更吸引女人,混合型轮转基金仍然存在。

  •所有的轮转基金成员按照预先规定的顺序,收到了相同的钱。每个人必须等着轮到自己而不是根据他的需求来拿到钱,不能灵活地超过或减少支付规定的金额。

  •如果团体解散的话,最后一个轮转的人就有收不到自己份钱的风险。当一个轮转基金崩溃,那些还没有得到过基金的人则没有补偿。

  这些限制产生了非正式的二级市场,通过一个成员付额外费用给另外一个成员来改变轮转次序。这些钱有时候超过了轮转钱数的50%甚至更多。

  虽然依旧是本地性质,ASCA较之轮转基金是一个更加灵活更加复杂的团体储蓄机制。和轮转基金一样,团体成员定期储蓄,但是在每次碰面不会划分所有的贡献,汇聚存款是为了给成员放贷。当所有的成员储蓄时,不是每个人都会借钱。只有当有需要时,成员才会借大家都认可的其可偿还的金额。

  因为所有的成员不会按同样的方式来交易,ASCAs比轮转基金更加复杂。成员可能在不同的时候按不同的期限借不同的数额。付息提供了一个可被团体成员共同分享的储蓄回报。ASCAs可能是“有时间限制的”,成员在规定的期限储蓄,借款,偿还(通常是6-12个月)。然而,根据本地ASCAs的多样性,这一周期的长短千差万别,部分人选择无限期地运作(见专栏6.3)。依赖于时间框架和其结构的简洁性,ASCAs可以不用记录地运作,通过周期性地将积累的资金等分。然而,更加复杂的ASCAs要求记账,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处理大宗钱数或运作周期较长的情况。

  在印度北部,好的ASCA领导和记账人在社区内是大名鼎鼎的,所以建立一个新的ASCA就是需要确定可靠的、需要分享金融服务的成员。另外,ASCAs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农村地区现金流的季节性变化。

  •在收入枯竭的季节,成员可以通过将需要的储蓄金额转成至多两月的短期贷款,来延迟贡献。

  •他们在周期结束时(通常是又一个盈余季节),处理还贷的态度比周期中间时更加严格。

  第三类以社区为基础的金融服务提供者着眼于提供保险服务。提供保险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为自己成员所拥有和管理。尽管他们有规模和操作范围都不大这两个缺点,他们的亲市场性让他们设计和推销产品更加方便快捷。他们通常只在有限地域运营,极有可能发生大量客户同时遭遇厄运需要理赔的风险(协方差风险)。客户同时提出理赔会损耗组织的资金,或者本质上减少个人的赔付,从定义上来说,他们没有执照所以不能获得保险补偿(见第十一章)。一些以社区为基础的小微保险商与别的小微保险商结成联盟,来增强监管和管理,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根据Roth,McCord和Liber(2007,24)“在100个最贫穷的国家中,有无数[类型]的非正式保险公司,涵盖了数千万的非正式小团体,包括上千万的低收入人群”。最常见的两个是丧葬协会(burial sociaty)和担架俱乐部(stretcher club)。

  丧葬协会帮助正经历亲人去世的成员。他们包括少数家庭或者一个大城市中不同区域的几千人。丧葬协会按照社区来管理;成员达成的共识明确了运作、贡献、参与和利益政策。成员像商业保险一样,按月或者按周交钱,迟交的话得不到收益。涉及去世事宜,钱直接付给成员的家属来支付葬礼的开支。某些丧葬协会也向外贷出所筹来的钱来形成另外的资源。丧葬协会在时逢大的经济或个人意外状况时,提供重要的社区层面的融资服务。然而,这种保险诈骗的潜在风险很高,例如有些管理者会携款潜逃(Churchill和Frankiewicz,2006)。

  担架俱乐部是常在农村建立的、本地社区团体,处理医疗紧急状况。成员依照俱乐部的规定和团体结构,按月或按周交小额的钱。当一个成员生病时,他需要被运送至医疗机构,交通费和其他医疗相关的钱会由担架俱乐部支付。在少数例子中,成员真正的由担架带到合适的医疗中心,而通常是由俱乐部提供现金来支付相关费用。担架俱乐部在社区中管理,由管理者决定定组织形式、规则、贡献和收益。

  在这个世界的很多的地方。本地轮转基金、ASCAs和非正式保险体系通过易化促进过程(包括培训和能力培养方面的支持——通常由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外部机构来提供——得到强化)。培训支持改善了管理、记录、安全和某些时候得到附加服务的可能性。在非正式部门中服务商团体例子有储蓄团体(SGs),互助团体(SHGs)和社区组织(见表6.2)。

  SGs本质上是“按时限来分配”的ASCAs。自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在非洲问世以来发展势头一直很好。SHGs通常没有时间限制的,而是为了获大宗贷款常与银行有关。它们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很多国家,但是最常见的是在印度,不那么流行但是更加规范的组织包括金融服务组织 (Financial Service Associations,FSAs)和乡村储蓄及信贷银行(d’EPargne et de Cre’dit Autoge’er’e,CVECAS)。尽管仍以社区为基础,但它们更加庞大而且表现得像金融合作社,保持着相对的非正式性,不像其他以社区为基础的团体——正常情况下服务协助过程到一定时候就会结束(尽管SHG也可能需要持续的帮扶)。它们通常依赖于持续不断的外部管理。

  通过接受为成员提供的金融服务,很多人只能接触有限的储蓄和贷款,这些服务商团体支持金融普惠(financial inclusion)。在这些过程中,他们也培养成员的金融能力。通过加入团体,成员有机会储蓄和借贷,从而产生更加稳定的现金流,来管理代价高昂、与以生命为周期的事件有关的风险。定期碰面使成员们把财务管理当成重要事项去对待,引领他们批判性思考他们的财政行为。总而言之,他们通过在一个相对安全可靠的环境中做事情来学习。但是一些支持者相信服务商金融团体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增强成员的金融能力,从而增加金融普惠。为团体成员提供金融教育是个积极主动的策略,这样可以增进服务商团体的利益。金融教育引导人们合理管理钱财,包括赚钱、花钱、存钱、借钱和投资。因此,这自然地将经验学习与集体参与、金融教育的内容联系起来。金融教育可以帮助实现以下几点:

  •增强成员如何管理金钱的知识,特别是牵涉到小额贷款和一次性付款这些他们加入组织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事情。

  •使成员可以比较产品,这是对于凭借团体经验来接触正式小微金融机构和银行的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技巧。

  •帮助成员来理解他们逐渐需要接触的各种移动支付和电子钱包的花费和好处(Ledgerwood和Jethani,2012)。

  作为对传统的轮转基金的改善,储蓄团体于20世纪90年代在尼日尔出现。现在很多国际或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对其进行扶持,同时在有限的时间内动员团体、培训成员并监督他们的操作。这些服务代理机构引进了监管和记录系统来确保有效的自我管理。这种方法促进了民主参与,以清晰透明的措施增强了成员对该组织是个存贷安全的地方的信任。最小的风险,最高的透明度,储蓄可获利的结构,可获取小额贷款,每年一次性获取资本——这些都是SG方法论的标志。大多数储蓄团体出现在非洲,但是正开始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传播。

  团体由15个到25个自选的个人组成,通常以9个到12个月为周期来运作。成员制定他们自己的规则,来确定会议频率(通常按周,但是有些按两周或按月)、储蓄要求、贷款期限。在储蓄团队的一些变体中,每个成员存相同的钱,团体可以在当前周期中决定改变定期存钱的数额,来反映当地经济的季节性。在别的变体中,成员可以通过购买股份来存钱;股价由团体决定,而且在周期内不得更改。每次碰头会,每个成员有机会买一份或者更多的股份,通常最多可以买五份。他们汇集的储蓄(贷款资金)可以借给别的成员,贷款规模通常限制在储蓄数额的一个最大倍数,经常为三倍。这种资本循环为了贷款资金赚取了利息。

  在每个周期的最后,成员根据团体选择的计算方式,分享积累的储蓄和收入。这种“分红”让成员可以一次性获得本钱进行投资或者为了其他目的。这种周期终了分配钱款的模式简化了记账,并起到“行动审计”的作用,为成员及时确认他们的储蓄是完整的且是有利可图的。在每年的分配以后,团体开始了新一轮的储蓄和借款。此时,成员可以离开,新成员可以加入。他们可以做出一些改变,比如调整股价,也可能决定额外贡献(也即,超过股份购买正常最大限制的一次性的贡献)来对借贷资金进行资本重组。当团体成熟时,储蓄可以轻松超过几万美元。

  团体每年选举管理者,包括专门管理钱和掌管钥匙的职位。出纳员或者记账员在存取款记录簿或分类账中记录成员的储蓄和贷款,通常使用符号标记来服务于不识字或者不懂数学的成员。一些团体仅凭记忆而完全不使用纸质记录。

  安全性和透明性是成功的关键。大多数但非全部的SGs,将他们的记录和额外的现金放进保险箱,通常让不同团体的成员掌管钥匙。只有当全体成员碰面时才可以打开保险柜,这也是团体资金唯一会被处理的时候。多个钥匙和锁的掌管者被选举出来,减少了记录和钱在会议间被篡改的可能性。成员说他们相信团体,因为他们可以了解自己钱款的动向,并在周期结束时得到全部返款。

  很多SGs也有保险基金(常常被称为社会基金)。这可以根据团体制定的规定来应对很多紧急情况和社会目的。各个团体为社会资金设置自己的政策,尤其是如何利用资本,支付金的条款(例如,作为补助金和无息贷款)。保险基金通常和贷款资金分离,且所有成员贡献相同的额度。保险基金被设定为用来满足团体成员最小的应急资金需求,而且不是以资金增长为目的。

  在第一次循环中服务商机构组织SGs并且认真地训练和监督他们。服务商(facilitators)是培训者,而不是服务提供者。他们不需要管理团队的活动,也从不触及钱财和管理他们的账目。服务商在集中训练团体开始时,之后仅仅简单地监管储蓄团体的运作流程并帮助其业务步入常规化操作。随着团体已展示出他们可以召开有序组织的会议和保持精确记录的能力时,服务商机构会减少访问频率。服务商机构由捐赠者出自资聘请,而且不在团体内部产生任何收入。当SGs能自我维持运营时,服务商机构仍可以继续为团体提供

  SGs基本上是用来提供金融服务的。然而,但建立通过外部的促进和自发的复制发展,它们发展成为农村团体可见的网络,逐渐作为其他服务(非金融)的平台。它们是发展从农业生产、作物营销到商业技能培训,到文教、医疗等发展项目的天然载体。但是非金融服务的添加对于SGs来说不那么简单。决定“添加”是否真正由需求激发,从而探究添加的动机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个活动是否真正给成员带来真正的利益,是否为非政府组织设定了合适的角色,是否可以为非政府组织吸引额外的资金。)它是否会破坏Savings Groups的独立性?额外的收入、持续的对外部服务的依赖性、团体资金转而要求“额外”服务、团体资源(成员的时间、精力、聚焦点、资金)的勉强传播,这些都是从业者需要考虑的风险。另外,伴随着有限的资源,服务商机构面对在增强已有的SGs和额外创造新项目二者之间的困难选择。(资料来源:Ashe和Nelson,2012;Rippey和Fowler,2011。)

  服务商机构已承担了使用标准化的管理信息系统(见第十三章)追踪SG业务表现的责任。另外,他们还将数据报告给储蓄团体信息交换(Savings Groups Information Exchange, SAVIX),它是一个提供有关SG表现和外展服务的透明的、标准化的、数据的在线数据库(见第五章)。

  这个模型的最大好处是可持续性和简易性,能够进行自我管理和自发的团体复制。在最初的培训期之后,SGs进行自我管理,而早期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团体无限期地如此运作。另外,成员将这个模型介绍给别人,以产生更好的团体,投资建立一个团体常常促成两个到三个其他团体成形(Anyango等,2007;见专栏6.5)。

  大多数服务商机构在它们的方法论中创建由以社区为基础的训练者(CBTs,也被称做乡村代理人或者复制代理人,服务商培训出来能独立操作的成员个人)进行有目的复制的体系。最终,受聘的服务商转变成更接近于监管的角色,CBTs直接受聘于社区,无论是通过现金、股票或者其他形式(例如在耕种季节享受免费劳力帮助)。这个付费服务模型是很多SG项目的变体中的主要形式。这显著地减少了服务商的费用,为社区建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系统来促生新的团体,并在服务商离开后支持已存在的团体(见专栏6.6)。

  从市场发展角度来看当付费服务看起来像是下一个符合逻辑的步骤时,仍然无法明确服务培训市场是否在较长的将来会充分支持当地的训练者。如果复制是稳健的,对于促进SG发展最合算的选择也许是投资建立一大批SG,从而依赖自发的付费服务和志愿复制的合并效果来刺激团体扩张(Ferrand,2011)。

  在肯尼亚的现场调查研究发现,SGs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在没有外部的服务商时“自动”复制:

  •大的团体的分裂。当团体增加成员,它们变得笨重庞大,有时分成两个或更多的团体。

  •社会企业家。动态团体成员成立了另外的团体(通常是民间服务型的),但是有时是为了收费。

  •群聚。团体通常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见面,形成一小撮群体。群聚的可见性和活力吸引新的成员,鼓励他们成立新的团体。(资料来源:Dippey和O’Dell,2010;DigitalDivide Data,2011。)

  在印度的阿加汗基金会最初通过当地合作的非政府组织,雇人运作它的SG项目。然而,当这个项目成熟以后,当地的合作者用CBT来确保持续的扩张和可持续发展。CBT以每次会议每人次1卢比的比率来获得酬劳,而且专门由他们动员和训练的成员来支付。这些资金被放进钱柜里分开的袋子里,由CBT在任何一次碰面时取出。

  在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天主救济服务(Cathollic Relief Services)成立用来训练和支持SGs的私人商业系统。它雇佣了现场代理人,他们用一年时间来学习如何履行职责。经过严格的认证过程,这些经理人变成了私人服务提供者。他们工作的社区确保自始至终能够承担付费给私人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在肯尼亚西部CARE率先使用独立承包人(个人企业家和基于信仰的组织)签订了他们自己的CBT来动员和训练SG,并为每个受训的成功团体支付费用。当这个先行举措大大减少了每个成员训练的费用,而且大量在项目中创造的SGs增强了可见性时,社区群体开始逐渐接受付费接受培训以建立自己的SG的形式。CBT服务进一步的要求来自已有的团体,来寻求培训结束后间歇性的帮助。

  尽管SGs的支持者捍卫其简洁性:基于本地、可接触的、透明的、自治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免于外部借贷者的债务约束。当团体变得成熟时,接触正式的金融服务可能变得重要。SGs不需要也不计划满足所有成员的所有金融需求,而且他们的部分局限性可以通过联系正式的金融服务提供者来解决。在所有需求中最紧急的是安全储存现金资产,这一点主要在循环周期的最后出现,当所有的贷款到期期望分红时。在这个时候,掌握在上锁箱子中的几千美元的群体面临严重的风险而著名。然而,使用正式存款工具管理流动资金的需求可能在循环周期中始终存在,根据SAVIX,在2012年的第一季度,全球的贷款只占SGs营利性资产的53.2%,显示出流动性的明显过度。正在出现的创新让SG得以通过成员的手机来收紧过度流动的资金(见专栏6.7)。

  CARE、Equity Bank和Orange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使肯尼亚的CARE Savings Groups得以在Equity Bank开设了一个账户(pamoja)并且无须访问现实网点就可以在有息的团体储蓄账户里存入现金。肯尼亚的EquityBank广阔的网络和遍布肯尼亚的Orange代理机构让这变成可能。

  为了加强账户安全,CARE、Orange和EquityBank率先开发了一款安全验证系统,它要求这三方的三个成员在每次交易时提供个人身份号码,电子操纵的相当于金属的三重上锁的箱子,防止任何一人偷拿团体的现金,尽管以前个人可以通过手机获取银行账号,这是第一个允许团体有相同类型的安全移动登录方式的系统,第二个特征是所有的团体成员可以通过手机注册来接受团体账户发生交易的提醒短信,这于2012年完成最后一环的测试。这确保他们不会在成员碰面之外的时间篡改账目。

  Equity Bank’s pamoja储蓄账户提供了存钱的安全地方,年利率为2.5%,没有储蓄费和最小取款费。SGs可以24小时通过Eazzy 24/7手机平台进入他们的账户。使用相同的系统,Equity不久将为SG提供贷款。

  尽管SG为提供(储蓄、信用、付款和在某些情况下的保险产品)这些服务,而与其他金融服务提供商有联系,这么做的明智和好处仍然值得讨论。支持者说这些金融的联系让SG在通往正式的金融普惠之路上更进一步,而其他人担心精英掌控、缺少自治和团体的可持续性,认为SG作为金融服务提供者应被他们自己掌控,这些辩论主要聚焦在以下这些问题:

  •应该仅关注联系个体成员与正式的金融机构的联系,还是关注与所有团体的联系?

  •当不断加强和其他提供者的新关系时,是否有方法保留原始的团体和他的特征?

  •在促进正式联系时,服务商机构在培养金融素养和消费者保护方面的角色和责任有哪些?

  SHG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是由10至20人组成的共同存取钱的团体,他们大多数是女人和穷苦的农夫和无土地的农业劳动者。很多包括非政府组织、农夫俱乐部、政府机构甚至银行的外部组织帮助他们(见专栏6.8)。这些服务商统称为自助促进机构。

  在印度东方商业银行的项目中,卢德拉普尔分行的唯一角色就是服务于SHG。该分行的两个官员大概监督1000个成员为五人的SHGs,并且实施很多支持性举措。这个银行每年向团体收取11%的贷款利率用于支付资金花费,支持服务和管理费用。个人“服务商”给团体直接提供每天的交易和记账服务。每个服务商被大概与200个SHGs签约,而且每个团体支付给服务商未结清贷款的1%。

  最初,SHG的功能很像本地ASCAs,成员定期存储并且使用汇聚的钱来贷款。然而,在相对短的时间内(6至8个月),大多数在银行建立了信用。事实上,他们本质上是受信用驱使的,他们存钱主要是为了达到取得银行贷款的必要条件。他们也成为女性活跃于村庄事宜、代表当地选举或者对于社会或社区问题(比如虐待女人,酒精,嫁妆系统,学校和当地饮用水供应)采取行动的社区平台(Sinha等,2010)。

  自助团体可以达到令人赞叹的拓展:截至2010年,将近700万团体为超过8000万的成员服务,让他们成为印度甚至可能世界的小微金融的主要形式。尽管中非政府组织率先倡导,通过1992年引入的旗舰自助团体银行联系项目(Lee,2010)SHG模型被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NABARD)推动成为规模化发展,该银行是政府大宗放贷人。发展这种关系的潜力受到政府监管之下、向银行借贷的优先部门的催化(所有银行信用的40%必须借给优先部门的借款人,比如农业、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银行大部分为政府所有,它们在人口密集的农村一直保持活跃性。自从发起了该项目,该银行已向数百家银行贷出数十亿美元转贷给SHG,显著拓展了后者的数量。

  SHG的会员对所有人开放,并覆盖所有社会群体,包括印度的低下层阶级和部落。SHG通常是单阶层的团体。在四个邦进行的214个SHG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抽样团体是单阶层的,反映了临近相似性和通过密切关系组织人员会更加容易的实际好处(EDA农村系统和APMAS,2006)。SHG的构成(在哪个村庄和谁一起)受到了自助促进团体的目标政策的影响。有些目标仅仅针对贫穷地区和穷人,有些是包括部分穷人的更宽泛目标,有些则追求采取普惠社区的方法(EDA农村系统和APMAS,2006)。

  成员加入SHG为了存钱(至少初衷是)和借贷。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成员关注建立团体基金来增加可以内部借贷的数额,以及更重要的,谋求获得更大额的外部贷款。当团体存够银行要求的可以进行大宗贷款的数额,成员常常停止随团体一起储蓄 (Isern等,2007)。

  SHG在银行存钱超过六个月后,通常可取得银行贷款的资格。银行常常贷款给团体,后者再转贷给成员。初始贷款通常各1万卢比(在2012年10月相当于186美元),需要六个月到一年之内还清。银行收取SHGs8%至10%的利息。团体通常收取成员24%的利息。随后的贷款可以申请更大数额更长的时期(3年到5年)。贷款规模通常基于团体的储蓄比,平均数是4:1,然而,这个比率从1:1到20:1都有(Isern等,2007;EDA农村系统和APMAS,2006;Srinivasan,2010)。

  因为成员的储蓄被用做向银行借贷的保证金,所以他们只能进行有限借贷。通常在周期最后,SHGs“翻滚”或者保留一些收益。他们不会通过完全“取走现金”来让他们获得更长的贷款周期,但是要求更复杂的记账(Lee,2010)。他们不受期限限制这样的事实将他们与其他ASCA类型区分开来。但是伴随着上百万的SHGs,多样性显而易见;一些SHGs在定期上套现,很多人不再有外部贷款。估计25%至30%的SHGs和银行没有联系 (Lee,2010)。

  自助促进机构训练、监控并支持SHGs,并且经常帮助记账。大多数由政府银行资助来履行这个角色,机构与机构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一些被委托来做草根社会变革和动员,其他的则更狭隘地关注在村庄层面上建立永久金融服务。他们的多样性反映在他们提供的活动中。除了训练和促进银行联系,他们可能提供的包括关于再生产的健康、解决争端的方式、学校建设、加强剥夺公民权的社会倡议(例如,支持底层的权利,反对童婚,女童工教育)的服务。

  和加入SG相似的是加入SHG有时引起雇佣关系的产生,因为个人也可以作为其他团体的服务商(见专栏6.9)。

  Sedesh是一个“个人促进者”,她直接和30多个SHG一起工作,她将大多数“推荐给”当地银行经理或者银行项目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我是政府项目下的一个团体的领导。成员要求我在我的村庄成立更多些的团体……从那以后,我在邻近的村庄促成了超过30个团体。自我和这些团体同时一起工作这就是我的主要工作。银行经理说他需要少一些的团体,所以我给他一些(作为交换他为每个团体付给我800卢比);接着DRDA(theDistrict Rural Development Agency)需要一些团体,所以给了他们一些(也是对每个SHG收800卢比)。现在,DRDA的目标达到了,所以他们不需要其他团体,而且银行间不时需要SHG。我仍然还有八个团体;我向每个团体每月收20卢比的记录费用,这给我带来了不错的收入。

  除了成立SHG以外,一些促进机构将一部分拨款和轮转基金给成员,以用于内部借款(EDA农村系统和APMA,2006)。尽管大多数不需要从银行将中间贷款基金给团体,他们仍协助建立连接;一般来说,SHG在独立运作之前的三年依赖于他们的帮助。

  政府鼓励SHG联合成更大的组织,来减轻促进机构从金融和非金融角色中的退出。这些联盟也可以支持希望通过提供中间人和单点合同借钱给SHGs的银行。在这个角色中,一些联盟中间协调资金,从银行借钱借给成员团体(Sriniasanꎬ2010)。他们也培养金融能力,监控表现,提供政策引导。

  尽管一些邦政府积极地促进和建立SHG联盟(在安德拉邦有1100个泰米尔纳德邦有12000个,奥里萨邦有7800个),期望银行可以提供给他们可以转贷的贷款,但是联盟面临严重的金融,特别是组织的挑战(Srinivasan,2010;Lee,2010)。另外,考虑到印度有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分行网络,而且一些村子离一些类型的分行很近有些质疑他们的附加。一些事例表明建立SHG的依据可能更多的是社会的而非金融的。聚集使团体更加具有可见性,并且给予他们社会互动的经验。但是为了达到金融和社会的目标,SHG联盟要求更好的监管、工作人员、组织的过程和系统(Sinha等,2010)。

  因此SHG从各种来源获得了组织上、运营上和金融的支持。促进机构(非政府组织,政府,银行)通常雇佣一个现场代理商来训练和监控团体,联盟提供了技术支持(例如帮助记账人),贷方经常会雇佣一个专职员工协助SHGs的。

  管理良好的SHG可以在被要求给穷人和边缘人群提供金融服务时获得利益。他们提供促进服务的费用比其他小微金融方法的费用更实惠(Isern等,2007)。尽管少数是管理良好的,很多表现得糟糕。他们的记账系统是复杂的,部分是由于外部贷款的急切需要,部分是由于大多数年复一年持续开展金融活动,从不停止地定期分红。没有完全的现金补足时,SHG需要某种程度的交易分析,来跟踪不同的期限和付账、拖欠(有时超过一年)、流动资金的复杂性和风险管理(Lee,2010)。记录的次数和为此付出的工作量,促使很多人依赖于他们的促进机构或联盟来保持他们的记录。一个专业的SHG支持机构(安德拉邦MahilaAbhivruddhi Society)在2002年报告称,仅仅15%的SHG记录是好的,安德拉邦将近40%的SHG的记录总体被忽视或者根本不存在(Isern 等,2007)。而且,当外部贷款联系到储蓄时,SHGs有强烈的动力来夸大他们的储蓄,弱化他们的损失(Matthews和Devi,2010)。研究人员将记账称做“自助团体的阴暗面”(EDA Rural System 和 APMAS,2006)。

  其他对SHG的表现产生挑战的事件,包括团体内部贷款的高违约(内部贷款的还款率据说低至35%至40%),银行贷款在成员中均分,不需要贷那么多钱的人将借出多余的给别人(Srinivasan,2010)。

  然而,印度的SHG模型依然在规模和面向穷人服务方面保持着独特性,SHG是个人、农村区域银行,商业银行和合作之间的联系纽带。尽管以社区为基础,它们依然展示出政府、正规银行及有组织的穷人代理人如何一起工作,来应对农村穷人的金融服务需求。除了提供借贷渠道,它们还发起很多社会活动(见专栏6.10)。

  基于印度的银行政策的一些关键的因素,解释了SHG如何发展且覆盖了超过7000万的人。首先,印度储备银行指示各家银行必须将40%的资本投在“优先部门”,SHG是满足这些要求的一个选择。其次,1993年的印度国家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的一项政策允许非正式的、非注册的SHG被认定为“合法人”,让银行帮他们开户和与之交易。总体上来说,大约70%的SHG为了贷款和银行联系起来,超过16%的对优先部门的银行贷款通过他们完成。作为印度国家旗舰的项目,SHG是一个关键的政府策略,为了向没有银行账户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扩大金融普惠,特别是针对妇女。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们被日益用于传递许多其他计划和项目。所以,它们不再仅仅是非正式的金融团体。很多共同参与了生计、营销和采购活动。健康和营养工者利用它们来提供服务,SHGs常常达到当地水管理委员会两倍大的规模,廉租房、养老金和团体保险由它们传递,大范围的就业保证计划由它们付款,当地领导组织的社会运动让它们作为组织基础,所有党派和意识形态争取它们的支持来努力影响观点和赢得竞选。从最高层面的政府政策和计划再到地方乡村政府,SHG成为为妇女发展和赋权的最可见的平台之一,它们是公共和发展项目里家喻户晓的名字。

  SHG就是小微金融世界里的金融机构,成员自有和掌管的模型,包含大量小的、分散的、非正式的合作组织,有能力获得积极帮助、提升、从州中获取资源,把妇女作为他们的中央关注点。然而,这个美景的实现变化非常大,一些民间社会组织和妇女项目强调自主和赋权,其他着眼于更加保守的金融普惠的,只是更加强调联系贷款。能力和表现参差不齐。但SHG模型相对简单,它通过复杂的方式得到演化,这些团体已成为社会、政治和金融参与的重要机构。

  以社区为基础的团体还有许多其他模型,目的都是为了帮助曾遇到障碍(比如,距离、花费、信任)的团体的借贷活动来接近更多正式的提供者,有些很小,限制20至30个成员。其他为了服务于上百人而联合小的团体。两个例子是非洲的金融服务协会(FSAs)和CVECAs(自我管理乡村储蓄和信贷银行)。

  受农业发展国际基金的支持于1997年被介绍到贝宁共和国,金融服务协会是成员所有的,而且在村庄层面上运作的机构。通过外部技术支持,它们在一些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毛里塔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塞拉利昂)得到效仿,产生出变体。一些利用银行贷款靠成员股份来构建使用股本基数(Helms,2006)。在塞拉利昂,一些提供长期的信用和团体方法来营销商品和生产(IFAD,2010)。会员全体包括团体和机构,比如储蓄俱乐部,学校,教堂,医疗诊所。它们的大小包含从300个到10000个成员不等。会员资格要求购买股份,这可以被卖给其他成员但是不能撤资。FSA受大体近似于股东的人管辖,它们选举了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在一些国家它们不是注册的,而在其他国家它们作为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或合作社,在相关政府部门名下注册。

  最初的目标——成为继最初的训练和监督之后能够自我依赖的组织——已经向糟糕的管理和疲弱的监管妥协。经理们常常缺少基本的能力和必需的经验来管理金融机构,在管理和监管间缺少清晰的责任分离,使得很多问题发生诸如贷款给亲友或者董事会的重要成员(后者觉得没义务要偿还贷款)。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大多数FSA都拥有管理合同,雇佣一个外部服务公司来帮助管理运作(见专栏6.11)。其他地,特别在乌干达,已演变成金融合作社。

  在肯尼亚,K-Rap发展机构(KDA)推动发展FSAs,从1997年到2007年,77个机构包括总共34000个成员在17个地区成立,也包括遥远的北方,那里生态农业条件非常恶劣,生计主要是依赖于牲畜,人口密度也低。在金融部门深化项目——KDA注册的K-Rap Fedha Services(KFS),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为机构提供包括管理服务和监管的收费服务。除了训练以外,KFS也提供市场调研、策略规划、商务发展、品牌和营销的帮助。其目标是达到可持续的管理和监管。明显的绩效改善使社团信心增加和FSAs的使用量增长。在2012年KFS网络包括44个FSA,总数接近12000个成员,KSD肯尼亚估计另有80000名成员在KFS网络以外的40个协会中。(资料来源:FSD肯尼亚2007;与Felistus Mbole、金融部门深化项目的通讯内容,2012年6月。)

  CVECAs是以成员为基础的机构,重点关注遥远的农村地区。最初由在法国的国际研究发展中心推动发展,初衷是为了改善西非传统的合作社模型。CVECA是以成员为基础的、由外部技术支持协助的小微金融中间人。它们被设计成用来在农村地区运营,客户主要是非农物收入最低、求生存的农夫。尽管大多数CVECA的成员不足250人,他们通过网络合作成为区域联盟,达到了灵活性和成规模的经济。CVECA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马里共和国的多贡区首先发展的,并被非洲的其他国家(喀麦隆和冈比亚)效仿,将原有的模型适应到新的当地环境中。在冈比亚,他们被当成村庄储蓄和信用联合会。他们原来的角色是提供安全和容易的存储方法,提供现金账户、定期存款和贷款。一些团体也利用额外的信用,扭曲储蓄目的,导致其他关于偿还、所有权和持久运营方面的困难。许多可能受到疲软监管的不良影响,这是许多金融服务提供者要面对的常见问题(Secka,2011)。(完)